http://www.feedsky.com/challenge/art/2677/feedsky/zbw25/~/gtsp/zt2/39967/lnk.html

之前介绍各种作品的blog，我一般都是搞批发，很少搞零售的，三本五本的一起介绍。至少也是介绍一本书。但是，今天我打算介绍的，只是一篇文章，是崔卫平写的《拥有另外一些经验》。

有了网络之后，我会在网络上浏览各种各样的论坛，在各种千奇百怪的link里穿行，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非常有趣，有价值，甚至有深度的文章。这篇文章在我最初读到的时候，名字叫做《批判，以什么名义》，大概是在99年的时候。

正是这篇文章，使我对于自由，以及自由主义，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，也因此而变成一个坚信自由主义的信徒。

崔卫平的这篇文章，其实是为了批驳另外一篇文章而写的。在当年相当有名的余杰，在1998年写了一篇《昆德拉与哈维尔——我们选择什么，我们承担什么》，大意是：昆德拉的小说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中的托马斯，拒绝在一份呼吁赦免所有政治犯的“请愿书”上签字而哈维尔认为，必须签名。因为这样才是有勇气，有承担，肯牺牲。而不肯签名的行为，正是所谓的智慧，避祸与懦弱。有人是这样评价余杰的：“这样精彩的《昆德拉与哈维尔》，足以标明余杰有什么样的思想境界。可以说，它对中国知识界近２０年来的论战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小结：为什么郭沫若、钱钟书、巴金等文化大师总是让人感觉差点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只是明哲保身的智者，至多只是聪明的昆德拉，而非知行合一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哈维尔。 ”

而崔卫平则以近乎沉痛的语气，批驳了这篇著名的文章。在崔卫平看来，余杰的文章，大有问题，值得一点一点的掰碎了来分析。

同样是评价昆德拉与哈维尔，在余杰的笔下，昆德拉成了逃离祖国的“智者”，而哈维尔成了勇敢的在自己的祖国坐牢的“行者”。因此，崔卫平站出来说：“在这里，本来是非常复杂、有着太多牵连的问题被做了简单化的处理，哈维尔和昆德拉之间可能拥有的共同之处被抹杀，他们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表述被夸大到了对立的地步。结论下得如此之快，语气如此决绝，于匆忙之中甚至包含了一些知识性的错误，显然这有些轻率，并不像该文的作者自身所愿意表明的那样严肃。尤其是文中不时使用“中国知识分子”、“中国文化界”乃至“中国人”这样一种全称判断，指出有关他们的“某些秘密”、“盲点”和“生存”的“信仰”，将一个整体推在接受“批判”的位置上，并指名道姓地点出钱钟书先生和王小波先生，说他们“对历史和对苦难都有一种冷漠和游戏的态度”，这使得我十分担心在这样的作者手中，哈维尔是否有可能被发展为一根打人的棍子？担心一向处境不妙的“中国知识分子”因为哈维尔的被介绍，蒙受进一步的羞辱，所以感到有责任出来说几句话。”

首先，需要区分的是米兰昆德拉的行为与其小说中的人物——托马斯的行为。这在余杰的文章里，被有意的忽略了。

其次，崔卫平告诉我们，托马斯并非第一次拒绝签名，之前还有两次，他拒绝在一份向占领当局认罪的文章上签字，因而失去了医生的工作，沦为了一个擦洗窗户的工人。因此他的第三次拒绝签名，绝不是懦弱的表现，而是一种对于自由的执着追求。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，我抄在下面：

更进一步说，由昆德拉通过托马斯给出的那个拒绝的姿态，实际上是将某个问题向前推进一步的。托马斯有权拒绝签这个名，正和他有权做前两次拒绝一样，他愿意向世人表明这一点：他是自由的。不管何人以何种名义，都不能使他“非如此不可”。这么一个颇受争议的举动，完全可以看作向持不同意见者阵营内部发出个人自由的挑战，是向那些为争取民主而献身的人们而发出个人选择的吁求。即使在同样与专制及其邪恶做斗争的人们中间，也不能是铁板一块，“一致举手”赞成或不赞成某件事，而不允许出现其他的不同意见。试想，如果作为持不同意见者，他们一方面要求政府听得见他们的不同声音，另一方面却他们自己却不善于倾听来自身边的不同声音，不从自己的生活开始学会尊重他人的意愿和自由，不去习惯接纳在某些个别问题上和自己意见相左的周围的人们，那么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样的旗号，在实际做法上和他们所反对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一旦这样仅仅习惯“一致拥护”和“一致通过”而不拥有其他经验的人掌握了政权，将他们小圈子中的关系放大至整个社会，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秩序什么样的面貌呢？从个人的角度来说，如果一个人不能作为“自由之身”加入到某个团体或参加某项集体活动，他没有经过克尔凯郭尔所谓的个人“隘口”之后重新出发，他不是出自个人意愿而实际上勉强被拖进某个集体行动，那么很难说他的行为是建立在自己身上，他不是以任何一种方式依附和寄生于他人，更很难想象他最终要为自己的举动付完全的责任，即由自身承担自己行为的全部后果，而不推诿给任何其他人或其他力量。

什么是追求自由？如果“自由”变成一个人人都必须追求的东西，如果对于这样一个好东西，任何人都没有“拒绝的自由”。那么，这个所谓的“自由”，与“不自由”，又有何不同呢？

还有一点，也特别的发人深省。在余杰的文章里写到：“哈维尔不离开自己的祖国，‘他觉得只有承担了历史的苦难，才能拥有对祖国的发言权。’”崔卫平直言道：“实际上哈维尔向来反感那些自以为把握未来、自称对未来更有发言权的人，他认为生活是开放的，它们的结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，并不在某个人的头脑里事先形成，谁也不能站在这里说未来恰恰掉在他的口袋里。哈维尔并不拥有觊觎未来的念头。既然他并不计较眼前所做的事情的直接效果、成败如何，那么何谈“只有承担了历史的苦难”才会怎样怎样呢？“承担历史的苦难”怎么会成为另外一件事情的砝码呢？这里运用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思路呢？坦率地说，我感到了过去若干年内被叫得很响的最终要“直取天下”的那种东西。”

最后，崔卫平特别谈到了批判的目的问题，有一段话，尤其值得我们深思：“我在想，到底我们批判是为了什么？仅仅批判是不是事情的全部？因为要指出对方的错误是再容易不过了。但假如我们自己不尝试和学习另外一种东西，让我们自己的眼光逐渐适应温暖柔和的光线，并通过限制自身的人性恶（它体现为各种任性和极端，）让光明和善意慢慢地在自己身上生长起来，从自己的生活开始获得另外一些经验，比如客观、宽容、理性、节制和爱，那么我们如何真正地向前跨出一小步呢？如何以更彻底的方式告别过去？如何让我们的下一代拥有另外一种视野、不再重复前人的不幸，陷入迄今为止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“恶性循环”之中？这样去做可能比“批判”更难，但不能因为难度更大而被我们置之脑后，这里尤其需要耐心。”

看了这篇文章，使我深刻的了解到，追求自由主义并不简简单单的是“因为他是真理，所以我要追求”，“因为我追求的是真理，所以我肯定是对的，反对我的，自然肯定是错的。”这样一种仿佛真理在手的姿态，无论他所宣扬的主义是什么具体的内容，都决不可能是真正的自由主义，也尤其需要提高警惕。当然，我也因此而特别透彻的看清了余杰的思想面目，从此也不再看他的任何文章了。